章太炎的奇闻异事

来源:未知 发布于 2019-09-07  浏览 次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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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开全部民国四年,袁世凯想做皇帝,深怕章太炎先生反对,先期诱至北京,幽于龙泉寺;先生忧愤之余,梦做阎罗王。当时有报宗仰和尚书云:

  「仰上人侍者:快接复曹,神气为开,所问幻梦事状,今试笔述,愿上人评之。去岁十二月初,夜梦有人持刺,请吃午餐,阅其主名,则王鏊也。(王,震泽人,明武宗时贤相。)走及门外,已有马车;至其宅中,主人以大餐相饷;旁有陪客,印度人、欧洲人、汉人皆与。各出名刺,汉人有夏侯玄、梅尧臣。余问王公:读史知先生各德,而素无杯酒之欢,今兹召饮,情有所感。王曰:与君共理簿书事耳!梅君则总检察,吾辈皆裁判官,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;而我与君,则主亚东事件者也。余问王曰:生死为寿量所限,轮回则业力所牵;大自在天尚不能为其主宰,而况吾侪?梅氏答曰:生死轮转,本无主者,此地唯受控诉,得有传讯逮捕事耳。传讯者不皆死,逮捕则死矣。既判决处分后,至彼期满释放后,又趣生诸道,则示非此所主也。余念此论,香港管家婆正版玄机图。颇合佛法,与世俗传言焰摩主轮回生死者不同。因复问言:铁床铜柱,惨酷至极,谁制此法者?皆答曰:此处本无制法之人;吾辈受任,亦是阎浮提人公举,无有任命之者。法律,则参用汉、唐、明、清及远西日本诸法,本无铁床铜柱事也。受罪重者,禁捆一劫;短则有百年。而笞杖之与死刑,皆所不用。吾辈尚疑狱卒私刑,以铁床铜柱,困苦狱囚,因曾遣人微往视之,皆云无有。而据受罪期满者言,则云确受此痛。余曰:狱卒私刑,非觇察所能得,本港台现场报码直播,吾此来当与诸公力除此敝何如?王答曰:固吾心也。遂返。明日复梦到署视事。自后夕夕梦之,所判亦无重大案件,唯械斗谋杀,诈欺取财为多。如此幻梦不已,而日曜(星期日)之夜,则无此梦。余甚厌之。去岁梦此二十余日;一日,自书请假信条焚之,夜亦无梦。一夕,尽换狱卒,往询囚徒,云:仍有铁床铜柱诸苦。因问此具何在?囚徒皆指目所在,余则不见,归而大悟。佛典本说此为化现,初无有人逼迫之者,实罪人业力所现耳。余之梦此,是亦业感也。今春以人参能安五脏,买得服之,并于晚饭后宴坐观心一小时顷,思欲去此幻梦,终不可得。来示谓不作圣解,此义鄙人本自了然。但比量上知其幻妄,而现量上不能除此翳垢,自思此由嗔心所现故耳。吾辈处世,本多见不平事状。三岁以来,身遭患苦;而京师故人,除学生七、八人外,其余皆俯仰炎凉,无有足音过我者。更值去岁国体变更问题,心之嗔恚,益复炽然,以此业感,而得焰摩地位,固其所宜。息嗔唯有慈观,恐一行三昧,亦用不着。慈观见涅盘经,虽说其义,而无其法;亦如竟无从下手耳。想上人必有以教我也。(所嗔之事,有何体性?能嗔之心,作何形象?未尝不随念观察,而终不能破坏。)......章炳麟和南三月三十日」

  一、章先生奔走革命,九死一生,鼎镬在前,奋不顾身。其磅礴无前之气概,足以薄日月而撼山河,即经中所谓威神是。故能独到狱所。

  二、先生不见炮烙等刑,而罪犯能见,以先生无此业,故亦不招此感,而地狱惟业所显,亦可得一确证。

  三、「来示(指宗仰上人来信)谓不作圣解,此义鄙人本自了然。但比量上知其幻妄,而现量上不能除此翳垢,自思此由嗔心所现故耳。」此即经中所谓「业力不可思议」,亦即「习气难除」之证。经言:「阿罗汉习气未净,惟佛方能除尽。」故成佛须三大阿僧只劫也。

  前一些时,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,赴会者不满百人,遂在寂寞中闭幕,于是有人慨叹,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,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。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。官绅集会,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;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,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,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,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,和时代隔绝了。纪念者自然有人,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。

 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,留在革命史上的,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。回忆三十余年之前,木板的《訄书》已经出版了,我读不断,当然也看不懂,恐怕那时的青年,这样的多得很。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,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,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序,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。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,正办杂志《浙江潮》,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,却并不难懂。这使我感动,也至今并没有忘记,现在抄两首在下面——

  邹容吾小弟,被发下瀛洲。快剪刀除辫,干牛肉作糇。英雄一入狱,天地亦悲秋。临命须掺手,乾坤只两头。

  不见沈生久,江湖知隐沦,萧萧悲壮士,今在易京门。螭鬽羞争焰,文章总断魂。中阴当待我,南北几新坟。

  一九○六年六月出狱,即日东渡,到了东京,不久就主持《民报》。我爱看这《民报》,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,索解为难,或说佛法,谈“俱分进化”,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,和“××”的×××斗争,和“以《红楼梦》为成佛之要道”的×××斗争,真是所向披靡,令人神旺。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,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,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,所以直到现在,先生的音容笑貌,还在目前,而所讲的《说文解字》,却一句也不记得了。

  民国元年革命后,先生的所志已达,该可以大有作为了,然而还是不得志。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,死备哀荣,截然两样的。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,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,后来都成为事实,他的一身,就是大众的一体,喜怒哀乐,无不相通;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,但视为最紧要的“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,增进国民的道德;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,增进爱国的热肠”(见《民报》第六本),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;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,以遂私图,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,仅垂空文,至于今,惟我们的“中华民国”之称,尚系发源于先生的《中华民国解》(最先亦见《民报》),为巨大的记念而已,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,恐怕也已经不多了。既离民众,渐入颓唐,后来的参与投壶,接收馈赠,遂每为论者所不满,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,并非晚节不终。考其生平,以大勋章作扇坠,临之门,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,并世无第二人;七被追捕,三入牢狱,而革命之志,终不屈挠者,并世亦无第二人:这才是先哲的精神,后生的楷范。近有文侩,勾结小报,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,真可谓“小人不欲成人之美”,而且“蚍蜉撼大树,可笑不自量”了!

  但革命之后,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,自藏其锋镳。浙江所刻的《章氏丛书》,是出于手定的,大约以为驳难攻讦,至于忿詈,有违古之儒风,足以贻讥多士的罢,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,竟多被刊落,上文所引的诗两首,亦不见于《诗录》中。一九三三年刻《章氏丛书续编》于北平,所收不多,而更纯谨,且不取旧作,当然也无斗争之作,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,粹然成为儒宗,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,至于仓皇制《同门录》成册。近阅日报,有保护版权的广告,有三续丛书的记事,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,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,却无从知道。战斗的文章,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,最久的业绩,假使未备,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,校印,使先生和后生相印,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。然而此时此际,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,呜呼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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